第二百六十一章 要骂就要骂的尽兴
这段时间,关于《妇女杂志》“新性道德号”的争论愈发的激烈了。
北大教授陈达齐于三月十四日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十四期发表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,反对周建仁的《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》和章西琛的《新性道德是什么》两篇文章。
陈达齐是写政论的好手,从法律和道德各个方面进行驳斥,有理有据。
此人是新文化圈子里的资深斗士,这篇文章在新文化圈子里引起强烈反响,不少文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以批判章西琛和周建仁为主。
一时间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。
这两人不甘示弱,写了反驳的文章,周建仁写了《答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〉》和章西琛写了《驳陈达齐教授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〉》。
他们把文章寄到了《现代评论》杂志社。
《现代评论》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北平,徐至摩去了欧洲,由陈原负责。
编辑部原本不想刊登这两篇文章,后来决定删掉一部分敏感内容后再刊登,也就是所谓的删节版,稿子寄到上海万象书局刊印。
他们写信给林子轩说明了情况,毕竟林子轩旗下的报纸一直在攻击《妇女杂志》。
林子轩看了周建仁和章西琛的文章,发现不过是把西方的观念断章取义,重新阐述罢了,没有什么新意。
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不好,存在很多弊端,坚持他们那一套性自由和性解放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。
一夫一妻制度或许有着诸多问题,但可以说是最能保障女性权益的一种婚姻制度了,否则也不可能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同。
难道一夫二妻和一妻二夫这种制度会更完美么?
真是死不悔改,他把这两篇文章给抽了出来,不给予刊载,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。
“章先生和周先生以为从西方找到一点极端的女权思想,就是新潮和时髦,就是所谓的真理。哗众取宠,误导读者,还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”
“被批判后竟然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委屈。自认为是先锋人物,遭到旧势力的打压,心怀怨愤,殊不知自己传播的是西方的糟粕,和中国的国情不符。”
“他们所推崇的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其实根本不赞成新女性。他们故意忽视这一点,只选取对他们有利的言论观点,断章取义,这不是做学问的路子。”
“两位先生不研究西方好的东西,专门研究这些歪门邪道,还因此沾沾自喜,实在可怜。”
“本刊物以后不接受这种骗稿费的文章,请好自为之。”
林子轩在后世网络上也算是骂战高手,来到这个时代用笔名偷偷的骂过几次,一直觉得不能尽兴。这一次他用的是自己的名字,感觉很爽。
在四月份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上就出现了这篇文章,为这场关于“新性道德”的大争论添上了一把火。
章西琛和周建仁并不甘心,把稿子寄给其他的报纸和杂志。
然而,一般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都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,导致他们没有地方发表。
这不是林子轩造成的,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,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,能够影响到各家报纸。
主要是两人的观点不被大众所接受,那些报纸和杂志都不想引火烧身。
于是。两人就把文章寄给了鲁讯,请鲁讯代为介绍杂志刊载。
如此一来,他们把鲁讯牵扯了进来。
鲁讯把这两篇文章发表在《莽原》上,并附上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。
“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。是答陈达齐先生的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的,据说,《现代评论》不给登他们的答辩,又无处可投,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,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。”
“诚然。《妇女杂志》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,想起来毛骨悚然,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,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。”
“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,――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,但外国是外国。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“流弊流弊”,是论利害,不像论是非,莫明其妙。”
“至于林先生认为这些议论是糟粕,对如今的国家有害,我以为如果不传播进来,怎么能预知是否有害呢?总要让人了解和判断,争论一番,才能确认是否有害,否则便是一言堂,独断专行,不足取也。”
这篇文章看似公允,对两方都有评论,实则还是有维护章西琛和周建仁的意味。
这件事的结果是章西琛从商务印书馆辞职,周建仁被调去编辑《自然界》杂志。
后来,章西琛创办了一份《新女性》杂志,继续宣扬他的观点,而且创建了开明书局,成为林子轩的竞争对手。
这次争论只是一个开端,《现代评论》和《语丝》的论战才刚刚开始。
论战的起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阴榆的事件,也被称为女师大风潮。
杨阴榆于188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。
1907年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,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,1918年赴美留学,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,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
1924年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,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。
杨阴榆按照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,在学校强调秩序、学风,并要求学生只管读书,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,把学生游行示威视为学风不正。
这就和学生产生了矛盾,特别是一些学生中的激进分子。
这些激进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做许广评。
1925年1月,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阴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,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,4月,教育总长章时钊强调整顿学风,公开支持杨荫榆。
这场风潮愈演愈烈,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现代评论派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政治倾向,比如说陈原,就支持杨阴榆,反对学生闹事,从而和鲁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。
有意思的是这次风潮背后的故事。
学生冲锋在前,各方势力在幕后操控,有人被利用,有人得到了爱情。
后来,许广评对此做了反省:“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,个个都说做后盾,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,等你灌足了,火线点起了!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,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,五花粉碎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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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教授陈达齐于三月十四日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一卷第十四期发表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,反对周建仁的《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》和章西琛的《新性道德是什么》两篇文章。
陈达齐是写政论的好手,从法律和道德各个方面进行驳斥,有理有据。
此人是新文化圈子里的资深斗士,这篇文章在新文化圈子里引起强烈反响,不少文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以批判章西琛和周建仁为主。
一时间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。
这两人不甘示弱,写了反驳的文章,周建仁写了《答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〉》和章西琛写了《驳陈达齐教授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〉》。
他们把文章寄到了《现代评论》杂志社。
《现代评论》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北平,徐至摩去了欧洲,由陈原负责。
编辑部原本不想刊登这两篇文章,后来决定删掉一部分敏感内容后再刊登,也就是所谓的删节版,稿子寄到上海万象书局刊印。
他们写信给林子轩说明了情况,毕竟林子轩旗下的报纸一直在攻击《妇女杂志》。
林子轩看了周建仁和章西琛的文章,发现不过是把西方的观念断章取义,重新阐述罢了,没有什么新意。
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不好,存在很多弊端,坚持他们那一套性自由和性解放。
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。
一夫一妻制度或许有着诸多问题,但可以说是最能保障女性权益的一种婚姻制度了,否则也不可能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同。
难道一夫二妻和一妻二夫这种制度会更完美么?
真是死不悔改,他把这两篇文章给抽了出来,不给予刊载,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。
“章先生和周先生以为从西方找到一点极端的女权思想,就是新潮和时髦,就是所谓的真理。哗众取宠,误导读者,还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”
“被批判后竟然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委屈。自认为是先锋人物,遭到旧势力的打压,心怀怨愤,殊不知自己传播的是西方的糟粕,和中国的国情不符。”
“他们所推崇的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其实根本不赞成新女性。他们故意忽视这一点,只选取对他们有利的言论观点,断章取义,这不是做学问的路子。”
“两位先生不研究西方好的东西,专门研究这些歪门邪道,还因此沾沾自喜,实在可怜。”
“本刊物以后不接受这种骗稿费的文章,请好自为之。”
林子轩在后世网络上也算是骂战高手,来到这个时代用笔名偷偷的骂过几次,一直觉得不能尽兴。这一次他用的是自己的名字,感觉很爽。
在四月份出版的《现代评论》上就出现了这篇文章,为这场关于“新性道德”的大争论添上了一把火。
章西琛和周建仁并不甘心,把稿子寄给其他的报纸和杂志。
然而,一般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都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,导致他们没有地方发表。
这不是林子轩造成的,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,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,能够影响到各家报纸。
主要是两人的观点不被大众所接受,那些报纸和杂志都不想引火烧身。
于是。两人就把文章寄给了鲁讯,请鲁讯代为介绍杂志刊载。
如此一来,他们把鲁讯牵扯了进来。
鲁讯把这两篇文章发表在《莽原》上,并附上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。
“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。是答陈达齐先生的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的,据说,《现代评论》不给登他们的答辩,又无处可投,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,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。”
“诚然。《妇女杂志》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,想起来毛骨悚然,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,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。”
“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,――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,但外国是外国。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“流弊流弊”,是论利害,不像论是非,莫明其妙。”
“至于林先生认为这些议论是糟粕,对如今的国家有害,我以为如果不传播进来,怎么能预知是否有害呢?总要让人了解和判断,争论一番,才能确认是否有害,否则便是一言堂,独断专行,不足取也。”
这篇文章看似公允,对两方都有评论,实则还是有维护章西琛和周建仁的意味。
这件事的结果是章西琛从商务印书馆辞职,周建仁被调去编辑《自然界》杂志。
后来,章西琛创办了一份《新女性》杂志,继续宣扬他的观点,而且创建了开明书局,成为林子轩的竞争对手。
这次争论只是一个开端,《现代评论》和《语丝》的论战才刚刚开始。
论战的起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阴榆的事件,也被称为女师大风潮。
杨阴榆于188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。
1907年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,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,1918年赴美留学,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,获教育学硕士学位。
1924年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,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。
杨阴榆按照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,在学校强调秩序、学风,并要求学生只管读书,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,把学生游行示威视为学风不正。
这就和学生产生了矛盾,特别是一些学生中的激进分子。
这些激进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做许广评。
1925年1月,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阴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,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,4月,教育总长章时钊强调整顿学风,公开支持杨荫榆。
这场风潮愈演愈烈,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现代评论派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政治倾向,比如说陈原,就支持杨阴榆,反对学生闹事,从而和鲁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。
有意思的是这次风潮背后的故事。
学生冲锋在前,各方势力在幕后操控,有人被利用,有人得到了爱情。
后来,许广评对此做了反省:“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,个个都说做后盾,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,等你灌足了,火线点起了!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,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,五花粉碎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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