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零六章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
北平还是那个北平,不过林子轩已经不是以前的林子轩了。【阅】
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,受到了更多的关注,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。
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,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,讲了一通大道理,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。
这样做并没什么错,他和徐至摩是同学,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。
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,但礼不可废,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,尊老是中国的传统。
这一次,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,却和蔼可亲了许多,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,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。
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,浮浮沉沉数十载,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。
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,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,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,改革派。
时代变迁,几十年过去,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,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。
这几年,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,宣扬传统文化。
1918年,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,经过一年多的观察,他得出了一个结论,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,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,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。
于是,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,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。
在这方面,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。
他愿意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。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。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。
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。
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,担心林子轩太年轻,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,特意叮嘱一番。
“我活了这么多年,看明白一件事,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,都有私心。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。”梁启朝总结道,“不要相信他们,咱们还是要靠自己。”
林子轩点头答应。
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特别是国家之间,利益才最重要,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,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。
他和徐至摩离开。
经过年前那场“联俄仇俄”的争论,徐至摩名满京城,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。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。
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,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。
在《晨报》报馆被烧的事件后,徐至摩沉稳许多,做事更为内敛了,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,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。
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。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。误导青年。
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,说出的话更有分量,能影响到更多的人。
越是如此,越要谨言慎行。
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,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。
此人叫做李达钊,早年留学日本,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,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,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。
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,并写有《庶民的胜利》等文章。
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。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,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。
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,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。
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,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这让他压力倍增,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,看一看,过悠闲的二人世界。
只是,这个想法有点奢侈。
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,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。
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,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。
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,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,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,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。
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。
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,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。
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,侃侃而谈,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。
那些旧日的小姐妹,命运各自不同,有人如意,有人落魄,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,感慨不已,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。
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,各种攀比和炫耀,令人不忍直视。
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,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。
相比较而言,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,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,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,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。
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,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。
有了第一套新文学丛书的出版,他有了底气,虽然不算成功,但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影响。
不少学者都想搭上林子轩的关系,也能在国外风光一回。
所以,这一回林子轩颇为强势,要求所有的翻译工作都要交给万象书局来做,这是担心出现上次林羽堂的事情。
万象书局要成立编译所,招揽翻译精英,这批丛书刚好作为考题,来考核翻译者的水准。
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,不仅因为和老三周建仁有过矛盾,还因为《现评论论》和《语丝》之间的论战。
《语丝》是周氏兄弟的地盘,《现代评论》由万象书局出版,林子轩最终定稿。
两本杂志都是新文学的重要刊物,它们之间的论战不仅有个人的矛盾,还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和政治观点的不同。
《语丝》和《现代评论》都不是革命文学。
《语丝》主张:“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,要催促新的产生,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,则极力加以排击。”
《现代评论》宣称:“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,不主附和;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,不尚攻讦;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,不尚空谈。”
两者其实都提倡“自由”和“独立”的创作态度,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。
林子轩一向抱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,周作仁的散文写的确实好,这就足够了。未完待续~^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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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说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变大了,受到了更多的关注,最明显的是各人对他的态度。
林子轩第一次见梁启朝的时候被训了一顿,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,讲了一通大道理,把他和徐至摩放在了同一地位。
这样做并没什么错,他和徐至摩是同学,在梁启朝面前算是晚辈。
无论双方的观念是否有分歧,但礼不可废,该听的教训还是要听,尊老是中国的传统。
这一次,梁启朝虽然仍旧说了一堆大道理,却和蔼可亲了许多,甚至会不时询问林子轩的意见,特别是有关西方社会的问题。
此时梁启朝已有五十多岁,浮浮沉沉数十载,有种看透一切的沧桑感。
想当年他们那批人公车上书,拉开了维新变革的序幕,是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,改革派。
时代变迁,几十年过去,在如今的进步青年眼里,梁启朝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保守派。
这几年,他一直在天津和北平两地奔走,宣扬传统文化。
1918年,梁启朝前往欧洲考察,经过一年多的观察,他得出了一个结论,他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,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文明,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。
于是,他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,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。
在这方面,他和林子轩有共同的认知。
他愿意自己的私人藏书供林子轩使用。无论是印刷出版还是翻译都行。只要是宣扬传统文化他就支持。
梁启朝把林子轩叫过来主要是因为苏联的问题。
他是个坚定的仇俄派,担心林子轩太年轻,到苏俄一趟被苏联人同化,特意叮嘱一番。
“我活了这么多年,看明白一件事,那些西洋人没有一个真心帮咱们,都有私心。总要从咱们手里抢走点什么。”梁启朝总结道,“不要相信他们,咱们还是要靠自己。”
林子轩点头答应。
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特别是国家之间,利益才最重要,可惜很多人看不明白,或者心里明白却装作糊涂。
他和徐至摩离开。
经过年前那场“联俄仇俄”的争论,徐至摩名满京城,不过在青年人心目中成了仇敌。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都被抨击。
北平的文化氛围愈发的激进,他提倡的自由主义论调有点不合时宜。
在《晨报》报馆被烧的事件后,徐至摩沉稳许多,做事更为内敛了,不过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,他和林子轩谈论了在苏联的见闻。
徐至摩担心林子轩被苏联人安排的参观骗了。回来后宣扬苏俄的成功。误导青年。
如今林子轩在文化界的地位不一样了,说出的话更有分量,能影响到更多的人。
越是如此,越要谨言慎行。
有仇俄的就有联俄的,同样有人来见林子轩。
此人叫做李达钊,早年留学日本,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系学习,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,成为新文化的一员主将。
他较早接触苏俄的大革命,并写有《庶民的胜利》等文章。
系统的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。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,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。
他和林子轩谈论了苏联大革命对中国的意义,认为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。
林子轩发现自己成为双方拉拢的焦点,似乎这次苏俄之行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这让他压力倍增,他其实更想陪着冯程程在北平走一走,看一看,过悠闲的二人世界。
只是,这个想法有点奢侈。
当他和冯程程来到她以前就读的贝满女校故地重游的时候,被校方拉去做了一场演讲。
当他和冯程程一起到她以前同学家中做客的时候,林子轩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主角。
他觉得自己抢了妻子的风头,冯程程对此却不以为意,能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重视,这或许是作为妻子最开心的事情了。
她也有着小小的虚荣心。
以前在北平上学的时候,梁启朝和胡拾这些大学问家是她们仰慕的对象。
如今看到这些人对自己的丈夫礼遇有加,侃侃而谈,心里有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。
那些旧日的小姐妹,命运各自不同,有人如意,有人落魄,让冯程程觉得造化弄人,感慨不已,为此向林子轩倾诉良久。
林子轩不由得想起后世的同学会,各种攀比和炫耀,令人不忍直视。
所谓的同学会是为了交流感情,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的同学了不起。
相比较而言,这个时代的人情味更浓一些,不像后世那么的市侩,后世的道德水平实在是不好评价,只能说传统文化消失殆尽。
他和周作仁见了一面,谈论了在国外出版散文集的事情。
有了第一套新文学丛书的出版,他有了底气,虽然不算成功,但在国内造成极大的影响。
不少学者都想搭上林子轩的关系,也能在国外风光一回。
所以,这一回林子轩颇为强势,要求所有的翻译工作都要交给万象书局来做,这是担心出现上次林羽堂的事情。
万象书局要成立编译所,招揽翻译精英,这批丛书刚好作为考题,来考核翻译者的水准。
林子轩和周氏兄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,不仅因为和老三周建仁有过矛盾,还因为《现评论论》和《语丝》之间的论战。
《语丝》是周氏兄弟的地盘,《现代评论》由万象书局出版,林子轩最终定稿。
两本杂志都是新文学的重要刊物,它们之间的论战不仅有个人的矛盾,还有文学观念的差异和政治观点的不同。
《语丝》和《现代评论》都不是革命文学。
《语丝》主张:“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,要催促新的产生,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,则极力加以排击。”
《现代评论》宣称:“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,不主附和;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,不尚攻讦;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,不尚空谈。”
两者其实都提倡“自由”和“独立”的创作态度,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。
林子轩一向抱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,周作仁的散文写的确实好,这就足够了。未完待续~^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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