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四十八章 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
1926年12月10日,瑞典斯德哥尔摩。
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,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,她的获奖作品叫做《邪恶之路》。
与此同时,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。
此人出生于1865年,精通多国语言,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,是一位探险家。
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。
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,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。
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,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。
1926年年底,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。
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,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,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。
在这个时代,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。
1920年,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“京沪航线”。
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,飞机名为“京汉号”。
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,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。
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。
1919年2月8日,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,到英国的伦敦。
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,到了1926年,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,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。
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。
说实话,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,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,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,飞机有风险。乘坐需谨慎。
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,对于这次探险,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。
在中国人看来,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。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,并不强大,看起来没有威胁,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,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。
比如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。
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。
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,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。
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,精通汉语、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。
北平一别,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1924年11月中旬,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,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。
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。
“我突然想起,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,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。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?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,在世的、真正的大作家,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?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。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。”
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,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。
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,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。
“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。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。我尚不清楚,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。作为对中国哲学、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,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。”
随后,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,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。
胡拾,哲学家、改革家,很激进,尽管年轻。却具有惊人的学识,充满激情。
林子轩,诗人、小说家、戏剧家,非常年轻。但很有才华,在西方有影响力。
“但我倾向于梁启朝,因为他更具代表性。”他在信中如此说道。
这是1924年,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。
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,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。
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,却又不失兴趣。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。
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。
“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,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,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,或者哲学家。”
同时,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。
然而,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,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。
“就我所见,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,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。假如梁启朝、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,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,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。我因此认为,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。”
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。
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,他是语言学家,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。
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,比如《易经》,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。
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,才力荐梁启朝。
不过,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,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。
他本人是探险家,既不精通汉语,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,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。
这一次,斯文赫定来到北平,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。
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,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。
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。
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,提倡保护中国文物,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。
经过不断宣传,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。
而且,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,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。
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,有了前车之鉴,难免惹人生疑。
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,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,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,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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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,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,她的获奖作品叫做《邪恶之路》。
与此同时,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。
此人出生于1865年,精通多国语言,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,是一位探险家。
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。
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,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。
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,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,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。
1926年年底,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。
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,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,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。
在这个时代,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。
1920年,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“京沪航线”。
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,飞机名为“京汉号”。
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,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。
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。
1919年2月8日,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,到英国的伦敦。
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,到了1926年,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,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。
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。
说实话,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,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,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,飞机有风险。乘坐需谨慎。
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,对于这次探险,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。
在中国人看来,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。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,并不强大,看起来没有威胁,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,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。
比如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。
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。
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,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。
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,精通汉语、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。
北平一别,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。
1924年11月中旬,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,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。
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。
“我突然想起,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,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。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?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,在世的、真正的大作家,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?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。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。”
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,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。
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,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。
“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。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。我尚不清楚,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。作为对中国哲学、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,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。”
随后,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,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。
胡拾,哲学家、改革家,很激进,尽管年轻。却具有惊人的学识,充满激情。
林子轩,诗人、小说家、戏剧家,非常年轻。但很有才华,在西方有影响力。
“但我倾向于梁启朝,因为他更具代表性。”他在信中如此说道。
这是1924年,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。
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,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。
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,却又不失兴趣。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。
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。
“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,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,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,或者哲学家。”
同时,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。
然而,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,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。
“就我所见,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,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。假如梁启朝、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,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,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。我因此认为,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。”
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。
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,他是语言学家,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。
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,比如《易经》,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。
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,才力荐梁启朝。
不过,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,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。
他本人是探险家,既不精通汉语,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,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。
这一次,斯文赫定来到北平,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。
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,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。
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。
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,提倡保护中国文物,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。
经过不断宣传,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。
而且,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,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。
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,有了前车之鉴,难免惹人生疑。
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,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,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,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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