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章
严萍听了,抖着胸脯一下子笑了,说:“回答得真聪明,我说啦!”
江涛说:“你说吧!”
严萍迟疑着,走了五十步远,才说,“我嘛,想革命。”
江涛问:“为什么?”
严萍说:“因为你革命。”
说到这里,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。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。在夜暗里,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,有力的逼着江涛问:“嗯?”
江涛说:“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。”
严萍问:“和共产党一样?”
江涛说:“离着近点,是个赤色团体。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,挽救被难的同志们。”
严萍问:“我为什么不能参加CP?”
江涛说:“论你积极工作,你可以参加,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,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。”
严萍听着,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,说:“自从城里开会回来,激动得浑身发热呀!跳呀,心里老是在跳!”她语音愉快而响亮:“人,生在天地间,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!”
江涛紧接着说:“是的!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。”
走到大严村,他们从冰雪上踏过,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。严萍敲门进去,又回过头来,和江涛握了一下手。江涛看着严萍进去,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,才冒着夜暗走回来。
天明了,人们出来拜年。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,先拱手作揖,再趴下磕头。说:“恭喜大叔!反割头税胜利了。”伍老拔笑嘻嘻地说:“胜利了,孩子们!再有这么个好年头,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。”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,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,大贵说:“大叔!斗争胜利了,夜里可安静?”朱老星说:“大年夜还安静,就是半夜里有狗叫,叫了几声又停住。”又呲牙笑笑说:“看吧,革命就要成功了,孩子们有吃有穿!”街上,小顺、小囤、庆儿,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。到了朱老忠家里,进门跪在地上,说:“老忠大伯,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。”朱老忠说:“孩子们忙起来,地上脏呀!”说着,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,端起一盅热酒,说:“来,小伙子们!喝个胜利酒儿吧!”
第四十节
江涛到忠大伯、明大伯、朱老星、伍老拔家里拜过年,到舅舅家磕了头,又到大刘庄、小刘庄、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。拜着年,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。
正月十四那天,他到贾老师家去,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,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。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,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,建立支部。给他写了信,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。贾老师说,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。又说:“你学会做工作了,同志!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,想调你回来工作,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。我好疲累呀,工作多,人手少。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: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,要提高阶级警惕。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,要努力工作。同志!你也要注意: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,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。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,如果是有用,希望你多加考虑!”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,转着大眼睛说:
“是……”
灯节晚上,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,敲着锣鼓。朱老忠、伍老拔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大贵,走到江涛家里,盘脚坐在炕头上。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。江涛讲了“共产党是谁们的党”,讲了“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”,讲了“党的铁的纪律”。他学着贾老师,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,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,举行了入党的仪式。从这一天起,朱老忠、朱老明、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,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。
开完了会,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。老哥们和大贵、江涛,喝了一会子酒。开门向外一走,是夜黑天,白色的大雪片,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,慢悠悠地飘落下来。远处村上,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。
朱老忠说:“这是瑞雪呀,今年一定五谷丰收。”
朱老明说:“哼哼!那是自然!”
天明,张嘉庆来了,说:“冯贵堂告了状,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。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。”说完了,连饭也没待得吃,踏着满地雪水,去下通知。江涛和严萍,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。
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,说什么也不干。冯贵堂熟悉法律,走到保定告到保定,走到天津告到天津。
到了那年夏季,一天晚上,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,吹熄了灯,坐在窗前歇凉。远处,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。张嘉庆骑着车子,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,累得浑身是汗,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,拉开抽屉,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。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,拉把椅子,叫他坐下一块喝茶。说:
“嘉庆!你要离开这里……”
张嘉庆问:“怎么,出了什么事情?”他睁开大眼睛问。
贾老师说:“不,这是不得已的。反割头税以后,冯老兰抗交税款,县政府不答应。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,连县长都告上,说他‘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’。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,说冯老兰‘玩忽国法,抗交税款’。冯老兰收不到税,赔了本钱,就要设法抵赖包价。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,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。老家伙恼羞成怒,又告了咱们一状,这一状告在我、你和江涛头上。告的是‘共党煽惑民众,抗纳税款,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’。这样一来,问题就严重了……”
张嘉庆问:“那可怎么办呢?”
贾老师说:“起先,县政府里的‘同志’们把这件公文压下,教育局的‘同志’们也设法疏通。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,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,要‘缉捕到案,严行法办’!我们只得避开了,县政府里有你、我和江涛的红名单。”
张嘉庆问:“哪,我们应该怎么办?”
贾老师说:“江涛已经回到保定,你也要离开这里!”
张嘉庆听得说,立时睒了眼睛,说:“贾老师!我不能离开你。你知道,我没了家,没了父亲。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,她疼我,爱我,同情我。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,除了眼泪,什么也不能帮助我。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,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。我跟你在一块,你就是我的父亲,我也不再想母亲。贾老师!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,我就依靠你。我愿为党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。我决不犹豫,决不动摇,也没有第二条路走!你不相信我的话……”说着,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,用手挖着心窝,说:“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!……”
贾老师听到这里,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肃穆的脸上,射出亮晶晶的光亮。不等张嘉庆说完,他说:“嘉庆!我知道你的苦楚,别说了,再说就疼坏我了!你放心,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,党不能放开你不管!可是我要批评你,你应该依靠党,依靠组织。离开家,党组织就是你的家。没了亲人,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,你要依靠他们,懂得吗?”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,一向是严谨的。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,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。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,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,就不再批评他。
张嘉庆说:“依靠党,依靠组织,我是知道的。当我每次下乡,在路上走着的时候,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,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。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,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。我也想过,生我的是母亲,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。依靠组织,服从组织,我明白。但是,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,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,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。”说着,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。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,向来没有哭过,为了这件事情,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。
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,他的父亲大发脾气。一天早晨,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,叫了左邻右舍,叫了家族长,搬了铡刀来,放在台阶上。老头子敲着门,呐喊了一声,说:“嘉庆,你出来!”母亲走出来一看,阵势不好,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,说:“儿!好儿!你快逃活命吧!”张嘉庆猛地醒过来,从炕上跳起来,听说父亲要铡他,扔蹦跳上窗台,踩断窗棂,跳上屋顶逃走了。反割头税运动以后,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,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,说他忤逆不孝,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,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,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、指示工作,写钢板跑交通,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。他白天出去工作,晚上回来,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,冬天睡在一张床上,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回到自己村里,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,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。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。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,说起张飞同志,凡是穷人,到了那家那家高兴,到了那村那村欢迎。
贾老师看得出来,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,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,不能按时吃饭,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,这个同志送块饼子,那个同志端碗稀粥。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,就一天吃不到饭,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。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,晚上不敢住在村里,宿在漫洼野地,睡在秫秸堆里。在机关里的时候,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。在饭铺里吃饭,他舍不得花钱,也只能吃个半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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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涛说:“你说吧!”
严萍迟疑着,走了五十步远,才说,“我嘛,想革命。”
江涛问:“为什么?”
严萍说:“因为你革命。”
说到这里,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。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。在夜暗里,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,有力的逼着江涛问:“嗯?”
江涛说:“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。”
严萍问:“和共产党一样?”
江涛说:“离着近点,是个赤色团体。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,挽救被难的同志们。”
严萍问:“我为什么不能参加CP?”
江涛说:“论你积极工作,你可以参加,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,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。”
严萍听着,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,说:“自从城里开会回来,激动得浑身发热呀!跳呀,心里老是在跳!”她语音愉快而响亮:“人,生在天地间,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!”
江涛紧接着说:“是的!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。”
走到大严村,他们从冰雪上踏过,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。严萍敲门进去,又回过头来,和江涛握了一下手。江涛看着严萍进去,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,才冒着夜暗走回来。
天明了,人们出来拜年。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,先拱手作揖,再趴下磕头。说:“恭喜大叔!反割头税胜利了。”伍老拔笑嘻嘻地说:“胜利了,孩子们!再有这么个好年头,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。”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,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,大贵说:“大叔!斗争胜利了,夜里可安静?”朱老星说:“大年夜还安静,就是半夜里有狗叫,叫了几声又停住。”又呲牙笑笑说:“看吧,革命就要成功了,孩子们有吃有穿!”街上,小顺、小囤、庆儿,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。到了朱老忠家里,进门跪在地上,说:“老忠大伯,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。”朱老忠说:“孩子们忙起来,地上脏呀!”说着,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,端起一盅热酒,说:“来,小伙子们!喝个胜利酒儿吧!”
第四十节
江涛到忠大伯、明大伯、朱老星、伍老拔家里拜过年,到舅舅家磕了头,又到大刘庄、小刘庄、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。拜着年,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。
正月十四那天,他到贾老师家去,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,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。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,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,建立支部。给他写了信,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。贾老师说,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。又说:“你学会做工作了,同志!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,想调你回来工作,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。我好疲累呀,工作多,人手少。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: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,要提高阶级警惕。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,要努力工作。同志!你也要注意: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,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。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,如果是有用,希望你多加考虑!”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,转着大眼睛说:
“是……”
灯节晚上,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,敲着锣鼓。朱老忠、伍老拔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大贵,走到江涛家里,盘脚坐在炕头上。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。江涛讲了“共产党是谁们的党”,讲了“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”,讲了“党的铁的纪律”。他学着贾老师,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,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,举行了入党的仪式。从这一天起,朱老忠、朱老明、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,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。
开完了会,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。老哥们和大贵、江涛,喝了一会子酒。开门向外一走,是夜黑天,白色的大雪片,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,慢悠悠地飘落下来。远处村上,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。
朱老忠说:“这是瑞雪呀,今年一定五谷丰收。”
朱老明说:“哼哼!那是自然!”
天明,张嘉庆来了,说:“冯贵堂告了状,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。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。”说完了,连饭也没待得吃,踏着满地雪水,去下通知。江涛和严萍,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。
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,说什么也不干。冯贵堂熟悉法律,走到保定告到保定,走到天津告到天津。
到了那年夏季,一天晚上,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,吹熄了灯,坐在窗前歇凉。远处,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。张嘉庆骑着车子,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,累得浑身是汗,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,拉开抽屉,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。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,拉把椅子,叫他坐下一块喝茶。说:
“嘉庆!你要离开这里……”
张嘉庆问:“怎么,出了什么事情?”他睁开大眼睛问。
贾老师说:“不,这是不得已的。反割头税以后,冯老兰抗交税款,县政府不答应。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,连县长都告上,说他‘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’。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,说冯老兰‘玩忽国法,抗交税款’。冯老兰收不到税,赔了本钱,就要设法抵赖包价。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,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。老家伙恼羞成怒,又告了咱们一状,这一状告在我、你和江涛头上。告的是‘共党煽惑民众,抗纳税款,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’。这样一来,问题就严重了……”
张嘉庆问:“那可怎么办呢?”
贾老师说:“起先,县政府里的‘同志’们把这件公文压下,教育局的‘同志’们也设法疏通。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,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,要‘缉捕到案,严行法办’!我们只得避开了,县政府里有你、我和江涛的红名单。”
张嘉庆问:“哪,我们应该怎么办?”
贾老师说:“江涛已经回到保定,你也要离开这里!”
张嘉庆听得说,立时睒了眼睛,说:“贾老师!我不能离开你。你知道,我没了家,没了父亲。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,她疼我,爱我,同情我。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,除了眼泪,什么也不能帮助我。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,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。我跟你在一块,你就是我的父亲,我也不再想母亲。贾老师!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,我就依靠你。我愿为党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。我决不犹豫,决不动摇,也没有第二条路走!你不相信我的话……”说着,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,用手挖着心窝,说:“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!……”
贾老师听到这里,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肃穆的脸上,射出亮晶晶的光亮。不等张嘉庆说完,他说:“嘉庆!我知道你的苦楚,别说了,再说就疼坏我了!你放心,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,党不能放开你不管!可是我要批评你,你应该依靠党,依靠组织。离开家,党组织就是你的家。没了亲人,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,你要依靠他们,懂得吗?”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,一向是严谨的。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,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。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,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,就不再批评他。
张嘉庆说:“依靠党,依靠组织,我是知道的。当我每次下乡,在路上走着的时候,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,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。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,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。我也想过,生我的是母亲,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。依靠组织,服从组织,我明白。但是,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,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,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。”说着,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。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,向来没有哭过,为了这件事情,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。
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,他的父亲大发脾气。一天早晨,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,叫了左邻右舍,叫了家族长,搬了铡刀来,放在台阶上。老头子敲着门,呐喊了一声,说:“嘉庆,你出来!”母亲走出来一看,阵势不好,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,说:“儿!好儿!你快逃活命吧!”张嘉庆猛地醒过来,从炕上跳起来,听说父亲要铡他,扔蹦跳上窗台,踩断窗棂,跳上屋顶逃走了。反割头税运动以后,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,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,说他忤逆不孝,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,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,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、指示工作,写钢板跑交通,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。他白天出去工作,晚上回来,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,冬天睡在一张床上,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回到自己村里,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,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。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。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,说起张飞同志,凡是穷人,到了那家那家高兴,到了那村那村欢迎。
贾老师看得出来,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,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,不能按时吃饭,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,这个同志送块饼子,那个同志端碗稀粥。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,就一天吃不到饭,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。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,晚上不敢住在村里,宿在漫洼野地,睡在秫秸堆里。在机关里的时候,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。在饭铺里吃饭,他舍不得花钱,也只能吃个半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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